桐城古文曾经“辉煌”过，尤其是曾国藩与弟子重振桐城古文和湘乡派兴起之后，桐城义法在“义理”“辞章”“考据”之外，又溶进了“经济”(经世致用)一义，文章大有长进，变得清淡通顺得多了。可是，桐城古文生来就有一个致命弱点：拙于说理。它规矩多，戒律严，格局一定，篇幅长短一定，用字范围一定，句法排列一定。它要纯不要杂，即所谓的“雅洁”。吴汝纶说过“与其伤洁，毋宁失真”。就是说遇到“真”“洁”两者不可调和之时，宁可“失真”，也要“保洁”，干一种“削足适履”的勾当。在此等“义法”之下，理怎么说，论怎么述？其实，曾国藩也看到这个弱点，承人“古文无施而木宜，惟不宜说理也。”曾派弟子薛福成、郭嵩焘由于出使欧洲，接受过西文的影响，行文兼采西译词语，文章辨析精微，以说理透彻见胜。但他们这一支，只算是桐城古文的“异教”，并不为谨守“家法”的大师们所容忍。如此一个拙于说理的文派，恰巧遇上了需要政论文的时代，怎么不大难临头呢？当年的精英人物最初没有不追随桐城文派的，后来在时代大趋势的促动下，乃纷纷另觅新途。虽说新途，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熟门熟路，所以最初都是向后看的，试图从古代文体的武库中选择相宜的文体来应付时变，于是乎一时之间“长于言理”的魏晋文章就成了共同的选择。在追踪魏晋文风以求革新的一途中，以章太炎及其门生影响为最大。魏晋文章固多精审，能与桐城古文抗衡一时，但此种文体毕竟是历史的陈迹，文章自然演化的必由之路还应着眼未来。当此之时，以梁启超为杰出代表的“报章文体”应运而生。此种文体桐城派所禁约的佛书名词、诗词的典故、日本的新名词皆所不避，信笔写来，舒徐自如，谈政议政，雄辩惊人，以“常带感情”之笔锋，述写“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一纸风行，海内耸动，天下文风从此一变，桐城家除了叹息之外，无所措其手足了。新文学史家把桐城文派被驱逐出文坛之事全部归功于新文学家，这未免有欠公正。其实在新文学家们起来推倒“桐城谬种”之前，清末民初的政论家(章太炎、梁启超等人)早就给桐城文派以沉重打击。第一段中提到桐城古文的“家法”，对“家法”的含义概括正确的一项是：